互联网口述历史,苹果微软等公司罪大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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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互联网口述历史】访谈预告: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

9月11日在旧金山访谈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理查德·斯托曼是我的偶像,一个毫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他在80年代开启的这场自由软件运动,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今天软件业的变革,对于整个人类信息革命的影响,大概再也没有别的运动可以与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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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

理查德·斯托曼

虽然已经年逾六旬,但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显然没能做到“耳顺”。他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就自由软件与意见相左人士展开激辩。

理查德·斯托曼是一个真正的时代英雄,与他对照,我们无法达到他的这种坚持和执着,与现实达成妥协,往往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方式,尤其是在商业绝对主导一切的今天。但是,理查德·斯托曼不一样,即便是折衷之后的开源软件运动,他也坚决不认同,认为这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我们无法成为他,但是我们可以敬仰这样有信念的人。

“自由软件不等于开源软件,你们完全弄错了。”在接受新浪科技专访时,他以此作为开场白。而在稍后的一场演讲中,他对一个慕名而来的粉丝表达了同样的不满,并要求对方用一张带有“Free
Software(自由软件)”标示的贴纸,遮住身上T恤的“开源”字样。

我在1999年就写了一篇3万字的文章介绍他,可见我对他的青睐程度。这些年来,我看到国内大多数介绍他的文章,经常大段大段来自我的原创(只是谁也无法追溯,这也是自由的代价吧)。理查德·斯托曼来过中国很多次,我也和他讲了两面,但是,深入做他的口述历史,一直是我的愿望。

1953年出生的斯托曼早已功成名就。他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并进入麻省理工大学(MIT)人工智能实验室,成为一名程序员。他和同事们构建了一个软件分享社区,与圈子内外的程序员和科技人士分享代码、交流心得,一起对软件进行迭代开发。

经过几次时间调整,9月11日(这个日子可不是我们故意选的),终于可以坐下来做他的口述历史。明天一早要从硅谷赶往旧金山市中心,我自己一个人得扛着两个机位拍摄的设备,包括两台摄像机和两个三脚架。这俨然是一个重体力活。如果在硅谷的哪位朋友,有时间、有兴趣一起参与,助力一下,扛扛设备,请及时与我联系。

但从1980年代起,商业大潮席卷整个IT行业,IBM、微软和苹果先后崛起。斯托曼的大多数同事们放弃了初心,转而编写“非自由软件”。黑客精神也开始异化,从最初的自由、分享、合作,转向强调攻击、破坏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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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斯托曼选择孤独前行,启动GNU自由操作系统项目,开发文本编辑器Emacs等核心软件,逐渐成为自由软件运动精神领袖。他也因此被称为“自由软件之父”,并获得众多声誉,包括麦克阿瑟奖、前线基金会先锋奖等,并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在全球诸多大学担任荣誉教席。

理查德·斯托曼

然而,显赫的名声并未为斯托曼带来丰厚的收入和崇高的地位。直到现在,他仍需要靠世界各地的飞行演讲赚钱,受关注程度也远不如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特斯拉汽车CEO伊隆·马斯克等新一代硅谷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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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来华时鲜衣怒马、前呼后拥的库克、马斯克等人相比,斯托曼走在北京街头,几乎无人能够认出这位大名鼎鼎的自由软件布道者。他五短身材,大腹便便,走不了多远就气喘吁吁;灰白头发约有一尺长,而络腮胡子的长度与之相仿;挎着两个黑色旅行包,一身不知名牌子的浅色休闲装,和任何一个美国游客没有太多区别。

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著名程序员和自由软件活动家,斯托曼是一名坚定的自由软件运动倡导者,与提倡开放源代码开发模型的人不同,斯托曼并不是从软件的质量的角度而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软件。他认为软件封闭是非常不道德的事,只有尊重用户自由的程序才是匹配其道德标准的。对此许多人表示异议,并也因此有了自由软件与开源软件之分。

作为一个与企业没有瓜葛的自由人,斯托曼在接受采访时直抒胸臆,没有商人式的犹疑与油滑。他以尖锐的遣词造句和惯用的大嗓门,抨击大公司,抨击美国政府,抨击教育体系,甚至抨击一切不认同他的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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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托曼看来,“自由软件”才是王道乐土,其余皆为异端邪说。“自由,而非免费”是他最喜欢的表述,也是他对“自由软件”精神的极简概括。

资料文献

生活态度

在斯托尔曼的理论下,用户彼此拷贝软件不但不是“盗版”,而是体现了人类天性的互助美德。对斯托尔曼来说,自由是根本,用户可自由共享软件成果,随便拷贝和修改代码。

对于斯托曼而言,“自由软件”不仅是形而上的科技、道德和哲学命题,而是延展至形而下,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他说:“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说:‘只要你保证不拷贝给其他人用的话,我就把这些宝贝拷贝给你。’其实,这样的人才是魔鬼;而诱人当魔鬼的,则是卖高价软件的人。”

一款软件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是“自由软件”?斯托曼给出了四个标准:用户能够自由运行软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写软件,并与他人合作,进行软件的再次开发;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的修改版本。

可以断定,进入新世纪,软件业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自由软件的全面复兴。在自由软件的浪潮下,软件业的商业模式将脱胎换骨,从卖程序代码为中心,转化为以服务为中心。

“自由软件”不仅意味着开发者需要将源代码公开,提供给需要的人,还意味着软件不能被后续的迭代开发者或企业用于专有目的,即不能“非自由化”。这与主流的知识产权观念相抵牾,而斯托曼甚至不承认知识产权的存在,认为它是一种欺骗。

———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自由软件精神领袖,FSF创始人

斯托曼认为,一款软件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标准,就是“非自由软件”,其特点是软件控制用户,而软件拥有者控制软件。他宣称,这是一种“非正义权力”,属于“数字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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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电子城官方网站,然而,在大公司主导软件开发的当下,真正“自由”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少之又少,基本局限于GNU/Linux平台及相关应用程序。斯托曼当然不肯选择“非自由软件”,这就导致了他的选择余地很小,陷入了一个有关自由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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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办公设备是一台古老的上网本,屏幕仅有10英寸大小,CPU则是非主流的龙芯处理器。由于硬件配置远远落后于时代,这款设备的性能非常低下,就连打开网页的速度也要比主流笔记本慢很多。

但是,当被问及为何不换用ThinkPad或MacBook时,斯托曼的不屑溢于言表:首先,这台电脑的性能已经能够满足他的需求;其次,它能够在BIOS、硬件驱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层面上全面使用自由软件,这是其他笔记本都做不到的。

他不使用智能手机。事实上,他甚至不喜欢看到别人在他面前使用搭载封闭系统的iPhone,而Android手机也只是勉强可以接受。当他需要打电话时,要么使用固定电话,要么借用别人的手机,因为“这样‘老大哥’就不知道是谁在打电话,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了”。

斯托曼厌恶手机,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手机必然会收集用户数据,并提供给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政府机构。他说:“手机的基带芯片有一个通用后门。当我们谈及Android等系统的自由软件时,一般停留在用户软件层面;但基带芯片搭配的软件绝不是自由软件,NSA能够借此获取数据。”

大公司的贪婪

斯托曼毫不掩饰对大公司的憎恶。“非自由软件的恶,源于大公司的贪婪。”苹果、微软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恶极,只有谷歌尚可入得法眼,但也不过是“尚未变坏”罢了。

那么,这些公司是怎么作恶的呢?斯托曼认为,他们将软件改造成“恶意软件(malware)”。“他们的软件会监控或是限制用户,即所谓‘数字手铐’;他们植入后门,甚至把数据上传给审查机构——苹果是始作俑者,而微软亦步其后尘。”

在他看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一个“聪明而贪婪的商人”,而苹果已故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个“邪恶天才”。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因Android允许用户安装未授权应用而得以幸免。

这种偏激的人物评价方法已经让斯托曼遭受了不少非议。3年前,当乔布斯去世时,斯托曼在个人网站上称,“我不会为他的死而高兴,却会为他的离开而高兴”。此言一出,舆论一时哗然。

而在上周末接受采访时,斯托曼对此解释道:“我不会庆祝任何人的死亡;但是,我很高兴乔布斯不能够再危害人间了。”他认为,乔布斯是一个“邪恶天才(evil
genius)”,他弄懂了如何把电脑打造成数字监狱,并让它们光彩动人,使人们自愿“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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